從平城到洛陽：北魏政權符合法規性與文明主體性的認同
作者：苑青 張宏斌
來源：《原道》第29輯，陳明 朱漢平易近 主編，新星出書社2016年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六月初二日戊子
耶穌2016年7月5日
【作者簡介】
苑青，河南省司法系統任務人員；
張宏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討所研討人員，哲學博士。
內容撮要：鮮卑拓跋氏集團樹立的北魏政權，從拓跋珪籠絡漢人士年夜夫、仿華夏政權體制訂鼎稱帝，到拓跋嗣、拓跋燾基礎奠基邊境版圖，在朔北地區與漢族豪強共治全國，再到文成、獻文帝歇息守成、鞏固帝國體制，基礎上將漢化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推向了深化。進于孝文帝時期，則是漢化的岑嶺，文物冠冕、政治體制、語言服飾、婚喪嫁娶、姓氏族屬，無不參照華夏軌制。故文中子云：“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
關鍵詞：漢化 政權符合法規性 文明主體性 北魏孝文帝 中國之道
一、往夷即華，易姓定都：從平城到洛陽
北魏孝文帝改造是中國歷史上的嚴重事務，歷代均有論者予以關切。我們認為，孝文帝的漢化改造最關鍵之處，或謂分際最明顯之處，莫過于將統治中間由邊塞平城遷至華夏洛陽，至于其他一系列具體而微的漢化辦法的制訂、頒布，則均在建都洛陽之后。那么，孝文帝遷都洛陽的真實緣由是什么？或許說，遷都洛陽對孝文帝意味著什么？諸家對此均有所論說，年夜致見解有以下幾種：
1.迴避柔然的軍事威脅。在北魏勢力慢慢發展的同時，北面的柔然也日漸壯年夜起來。柔然本是中國北部東胡宗的一個少數平易近族，亦稱蠕蠕、芮芮、茹茹、蝚蠕、檀檀，是鮮瑜伽教室卑拓跋部的一支，晚期在政治上附庸于拓跋氏。拓跋珪南遷平城后，柔然居于陰山一帶。5世紀初，其首領社侖遷到漠北，合并四周諸部組成聯盟，自稱豆代可汗。北魏道武帝曾對尚書崔宏說：“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囂，每來搜劫，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克不及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來者，蠕蠕曰：‘其母尚不克不及行，而況其子！’終于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侖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這種邊害就是不斷發動對北魏的攻伐，成為北魏邊防的一年夜威脅。據史載，天興五年（公元402年），社侖乘道武帝出征之機“犯塞”；天賜三年，又“寇”魏邊；獻文帝皇興四年，再“犯塞”；孝文帝延興二年仲春，“蠕蠕犯塞”，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太和十四年，柔然的地豆干“頻犯塞”。到了太和十七年，高車族南攻柔然，得其故地，柔然益更南徙，更接近平城，拓跋宏調派陽平王等率數十萬騎北拒，值年夜塞雪，魏人逝世傷甚多，假如堅持仍都平城，稍一忽視，便有被柔然包圍的危險。為了長遠計劃，拜托柔然的威脅，遷都洛陽成為選擇。[1]
2.加強鎮壓國民起義的需求。都洛陽還有一個很主要的緣由，那就是為了更好地鎮壓華夏地區的國民起義。自北魏統一南方以來，各族國民就進行不斷的起義對抗。從孝文帝即位之年到太和十七年十二年間，據《魏書》記載：延興元年，玄月有青州高陽封辯為首的起義，十月有曹平原為首的石樓堡起義，十一月有齊州平陵共享會議室司馬小君為首的起義；延興二年，有光州孫晏為首的起義；延興三年十仲春，有齊州孫晏為首的起義；延興五年，玄月有洛州賈伯奴為首的起義，同月有豫州田智度為首的起義；承明元年，有冀州宋伏龍為首的起義；太和元年，正月有秦州略陽上元壽為首眾至五千余家的起義，十一月有懷州伊祈、茍初為首的起義；太和五年仲春，有平城沙門法秀招結奴隸策劃起義；太和十三年正月，有兗州勞山王伯恭為首的起義；太和十四年蒲月，有平原郡沙門司馬惠御為首的起義……。這些起義遍于今河北、河南、山東、陜西、甘肅各省。對于不斷涌起的國民起義，孝文帝除了在華夏地區奉行均田制，減輕租調外，必須將首都遷至關內，以便更好地“鎮壓”，更好地鞏固鮮卑拓跋族的統治。而建都在華夏地區的中間——洛陽，可以更好地實現這個目標。[2]
3.洛陽是正統的象征。《魏書·任城王傳》附子澄傳記載孝文帝遷都時說：“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武功，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年夜舉，光宅華夏。”陳寅恪師長教師以為之所以要遷都洛陽，光宅華夏，是因為崤函為帝宅，瑜伽教室河洛為王里，是武功之地。要漢化，便須離開平城用武之地，把朝廷搬到洛陽往。此外，如拓跋澄所云：“伊洛中區，全國所據。”要“制御華夏，輯平九服”，也以搬到洛陽往為好。[3]
但從事實來看，觀點1并不成立。北魏當局為了防御柔然進侵，在北邊修長城，設重鎮，派重兵個人空間扼守，同時不斷收兵進攻柔然。特別是魏太武帝拓跋燾于公元439年和449年兩次北伐柔然，獲得了決定性勝利，俘獲柔然成百萬生齒、牲口和大批輜重，柔然首領吐賀真率殘部“遠遁”，“怖威北竄，不敢復南”，“焚廬舍，絕跡西走’，柔然實力年夜損。從此，柔然政權開始走向式微。孝文帝即位后，柔然政權派使者到北魏朝貢，并請婚，但被拒絕。太和元年，柔然又向北魏朝廷獻良馬、貂裘，朝貢請婚。孝文帝為了招撫柔然，答應其請求。遷都前，柔然向孝文帝朝貢有史可考者有九次。遷都前一年，孝文帝趁柔然內部門裂之際，調派解律桓等十二將率七萬騎兵北征柔然，再次給柔然以繁重的打擊。此時，柔然統治集團內部也發生政變，彼此殘殺爭奪王位的斗爭更為劇烈，柔然勢力進一個步驟式微，基礎上掉往了年夜舉犯塞的才能。另從孝文帝對北邊六鎮防務的不重視，也可從側面說明，在遷都前，孝文帝已基礎上不以柔然為意，在他與臣下屢次討論遷都的過程中也從未說起柔然的威脅一事。
觀點2也不成立。在遷都前，的確爆發過各族的反魏起義。可是，從延興到太和年間，各族國民的對抗斗爭逐漸趨于緩和。從太和元年到十七年遷都前，有史記載的起義共十三四次，此中有兩次為沙門起義。而太和九年均田制頒行后，一向到遷都僅僅發生起義四次（含兩次沙門起義）。太和十一年，北魏遭遇嚴重天然災害，出現饑平易近，但未爆發起義事務。從史籍記載來看，這些起私密空間義規模不年夜，時間不長，是處所性的，往往是起義不久，旋即被北魏處所官員鎮壓下往。可以說是隨起隨滅，影響不年夜，最基礎未危及北魏的統治。並且從孝文帝與文明太后的所作所為來看，鎮壓也不是其維護統治的重要手腕。再從孝文帝在遷都后努力于漢化改造和南伐蕭齊、立志統一的事實來看拓跋宏也沒有把為鎮壓各族起義作為其遷都的重要緣由。此外，明元帝時遷都之議被否決，文明太后聽政近二十年，也從未提出過遷都華夏。直到她逝世后，拓跋宏獨掌朝政時，才決定將國都遷到華夏。為什么在各族起義規模比較年夜的明元帝到文明太后這五十年中不遷都華夏，反而在各族對抗斗爭有所減弱的孝文帝執政時才向南遷都呢？為什么從起義多的南方遷都到起義少的華夏？南北都是北魏的領土，難道只為了更好地鎮壓華夏各族國民的對抗，就忽視對廣大敗方各族國民對抗的鎮壓嗎？[4]由此可見，觀點3認為洛陽是共享空間正統的象征當然未錯，但猶未盡意。
二、垂拱責成，振網舉綱：國都遷移的個中原因
考核孝文帝遷都的真實緣由和最終目標，就會發現孝文帝遷都是勢之使然。在孝文帝遷都之前，北魏所處的態勢使得遷都是不得不為之事。拓跋氏自從天興元年遷都平城，建宗廟、立社稷，仿華夏王朝草創帝國以來，簡拔漢人，改革朝儀、律令、會議室出租音樂等軌制，后繼來者日臻完美各種典儀規章。隨著邊境的擴張，各種牴觸日漸凸顯，漢族士年夜夫與拓跋貴講座場地族沖突不斷。隨著馴服區域擴年夜，生齒急劇增長且復雜化，農田耕耘逐漸代替放牧牲口成為北魏重要的生產方法和經濟來源。黃河道域基礎被馴服后，北魏統治者不得不在原有基礎上尋求新的統治方法。漢族世族豪門組織的塢壁星羅棋布，占有大批的土田和農平易近，事實上統治著朔北地區，其既得好處天然得以維持。漢化的深刻在必定水平上代表了漢族士年夜夫的好處，而農耕文明漸漸取代傳統的游牧作業，實質上撤消了拓跋貴族的保存之基，漢人與拓跋氏的好處朋分出現了紛爭。新晉貴族，無論是漢族士年夜夫還是拓跋氏族，與舊勢力的牴觸幾回再三擴年夜，直至不成調節。如拓跋珪在舊勢力的干擾之下恢復鮮卑族的西郊祭天，拓跋燾時期的崔浩之逝世等。為了堅持長久的統治，維持帝國次序的運作，在必定水平上必須出走舊貴族勢力籠罩的平城，尋找可以均衡帝國內部好處和維持雙方均勢的處所，遷都天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別的，平城偏處中國東南一隅，鮮卑拓跋氏突起初期猶能適應其發展所需，但隨著黃河道域以及南方年夜面積地區被馴服，拓跋氏的勢力已經觸碰著黃河以南的廣年夜區域，平成作為政治軍事中間已經不再適宜，遑論成績孝文帝一統中國的夢想。北魏統治地區的擴張，改變了游牧為主的生產方法，農業生產躍居顯要位置。“內徙新平易近耕牛，計口傳田”成為一以貫之的國策，年夜部門國人從事農業生產。可是，作為北魏京都的平城氣候嚴寒，地盤貧瘠，路況閉塞，這一帶的農業本來就不及華夏地區，又屢次發生水、旱、疾疫諸災，情況更為嚴重。[5]如孝文帝承明元年牛瘟，耕牛逝世亡過半。太和二年“夏四月，京師旱”。比擬之下，當時的華夏一帶氣候溫潤，適合年夜面積的農業耕耘，能夠為帝國的存續供給長期的物質保證。經濟發展的客觀請求決定了政治中間不得不隨之轉移的趨勢。[6]不僅這般，洛陽可以通漕運，聯達四方。據《魏書·成淹傳》記載，高祖幸徐州時，號令成淹等人主船楫，將泛泗進河，溯流還洛。但淹以黃河峻急，怕有危險，乃上書陳諫。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平易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峻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蒼生之心。’”洛陽能通四方之運，關系到軍國年夜計。[7]
其次，孝文帝遷都洛陽是完成其平生志業之關鍵。《魏書·任城王傳》附子澄傳載：“澄徵引今古，徐以曉之，眾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于滑臺。高祖年夜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說遷都勝利是其事業勝利的話，顯然缺乏以解釋孝文帝來洛陽之后一系列舉措的實施，可見孝文帝的事業遠不止此，幻想亦不在此。實現其幻想，或言其幻想教學能夠得以實現的關鍵，就在于遷都于洛陽。可以說，原來的首都平城缺乏以完成孝文帝的心愿。
那么，從平城施政的阻礙原因為何呢？
以歷史來看，起首是馮太后庇護下的壓力。皇興五年八月二旬日，孝文帝受獻文帝禪即天子位于太華前殿，年夜赦，改元延興元年，當時只要五歲，由其祖母馮太后“躬親撫養”，《魏書·文明皇后傳》載：“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于太后。”太和十年，拓跋宏親政臨朝，但事實上最后的決定權仍在文明太后手中，“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馮太后甚至曾想廢失落孝文帝。《魏書·高祖紀》載：“文明太后以帝聰圣，后或晦氣于馮氏，將謀廢帝。乃于冷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元丕、穆泰、李沖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馮太后不僅干預了皇位的廢立，並且培養大量的親信，這批親信是一個唯馮太后是瞻的太監集團。史載“后性嚴明”，對于閹宦這幫人“假有寵待，亦無所縱。擺佈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是以加倍富貴。是以人人懷于利欲，至逝世而不家教思退。”
其次是守舊頑固派的阻力。學者逯耀東曾說：“從太和十二年到遷都洛陽的前一年，孝文帝在平城年夜興土木，并且在改建的過程中，進行了一連串有關禮儀、祭奠問題的討論決定。他似乎有興趣從無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更進會議室出租一個步驟促進意識形態的轉變。他最後的盼望，只是應用平城現有的基礎，將家教它轉變為一座典範的中國文明式的國都，并沒有積極南遷的意念。后來所以促南遷，乃由于南方守舊勢力，對他所作的改造有一種難以消除的壓力。”[8]遷都洛陽在實際上是忽然做出的舉動。太和十五年起，孝文帝在平城進行了年夜規模的營建任務。同年四月，孝文帝命令“經始明堂，改營太廟”；同年七月，又將原位于城內的道壇移置于桑干河南岸，更名崇虛寺；同年十仲春，將社廟遷至城內。太和十六年仲春，孝文帝令李沖掌管建築太極殿，改變此前“宮室之度，頗為未允”的狀況，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同年十一月，太極殿建成，殿東、殿西兩側各建一堂，且“夾建象魏”。與太極殿同時改建的還有平城乾元、中陽、端門、東西掖門、云龍、神虎、中華等門，“皆飾以觀閣”。這一系列營建任務，意在將平城建成一個萬國俱瞻的文明中間。《魏書·蔣少游傳》稱建太廟、太極殿前，長于建筑的蔣少游曾受命“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址”。據《南齊書·魏虜傳》，太和十五年，蔣少游副李彪出使南齊，亦負有觀摹建康“宮殿楷式”的任務。改建后的平城確實在某種水平上實現了孝文帝的意圖，新的建筑都是按“古制”，至多是按魏晉軌制建築的。太和十年即已著身的漢魏衣冠，新建的古制殿堂、加上與之相共同的一套繁文縟節，完整將孝文帝打形成了一個萬邦朝覲的皇帝抽像。平城也完整是依照首都的范式建築，遷都洛陽可謂忽然之舉。[9]
促南遷是由于南方守舊勢力對孝文帝所作的改造有一種難以消除的壓力。何德章師長教師也有此種見解，他說孝文帝的改造辦法損害了“守舊勢力”的實際好處，他們對改造的“阻力”或“壓力”促使拓跋宏不得不遷都。太和十四年孝文帝親政后，開始進行政權體制和政治軌制方面的改造，這些辦法嚴重地損害了舊貴族的權益，天然激起他們的阻撓。此中最主要的改造莫過于太和十五年起的重定祖宗廟號及官制改造。據《魏書·序紀》記載，天興元年十仲春，北魏初創，追尊先世二十八位部落首領為帝，此中三位記有廟號，即“鼻祖”神元天子拓跋力微、“太祖”平文天子拓跋郁律和“高祖”昭成帝什翼犍。同書《禮志一》稱拓跋珪初年，“又于云中及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按華夏王朝皇帝七廟之制訂廟號，以拓跋力微以降七位首領為祖宗，實質上極年夜水平上維護了草原游牧時代部落年夜人的政治權利，使他們搖身一變而成為新政權中的貴族。魏初所定冊封軌制規定：“皇子及異姓元功上勛者封王，宗室及始蕃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侯、子亦以此為差。……王第一品，公第二品，侯第三品，子第四品。”“異姓”得以封王者多為舊日部落年夜人的后代，他們構成了北魏後期統治集團的骨干。《魏書·高祖紀》記載太和十五年“詔議祖宗，以道武為太祖”。十一月，“遷七廟神主于新廟。”同書《禮志四》記孝文帝詔書說：“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好事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仰惟先朝舊事，舛駁分歧，難以取準。……烈祖有創基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勛，高于平文，廟號為烈祖。比功校德，以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與顯祖為二祧，余者以次而遷。”孝文帝確認創立北魏政權的拓跋珪為太祖，立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景穆天子拓跋晃、文成帝拓跋濬、獻文帝拓跋弘等六廟，并確定其廟號，還為本身虛設一廟，以備七廟之數。這樣，“瑜伽場地宗室”的范圍年夜年夜縮小，重要目標是借此剝奪一批鮮卑舊貴族的政治特權、徹底擺脫部落遺俗。《魏書·高祖紀》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載：“制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這里的“太祖”當然指的是早先尊奉的拓跋珪，根據這一號令，非拓跋珪嫡派子孫而擁有王公、侯爵者，皆降等而授，其政治位置較之宗室諸王天然下降。同書《官氏志》稱：“舊制，諸以勛賜官爵者子孫世襲軍號。（太和）十六年，改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罷了。”消其世襲性的軍號，徹底否認了他們世襲領平易近的特權，因為擁有高級爵位和世襲軍號者畢竟以他們居多。這天然激起了他們的反對。《魏書·元丕傳》載：“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于公爵，而利享封邑聚會場地，亦不快。”元丕為原“太祖”拓跋郁律后裔，因功封東陽王，及改降五等，改封為平陽郡公。
還有官制改造。太和十五年十一月《魏書·高祖紀》稱其月“年夜定官品”，同書《官氏志》又記同年十仲春，“置侍中、黃門各四人。又置散騎常侍、侍郎，員各四人；通直散騎常侍、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侍郎，各六人。……改立諸局監羽林、虎責。”同時開展了對官員的考課。《魏書·高祖紀》載：太和十五年十一月戊寅，“考諸牧守。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簡”。而對鮮卑貴族觸動最年夜的則是貫徹的“職司有分”和文武分途原則。“職司有分”，即強調政務須由皇朝官員處置，制止鮮卑貴族按舊習以“國之年夜姓”或“國教學人”成分加以干預。《魏書·官氏志》稱：“太和以前，國之喪葬祠禮，非（帝室）十族不得與也。高祖革之，各以職司從事。”同書《禮志三》載太和十五年十月，將移祖宗神位于新建成的太廟，太尉元丕奏稱：“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成久曠。至于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年夜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諶既是庶姓，不宜參預。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舊式，不敢不聞。”按新定廟號，元丕引“先朝舊式”，聲稱應以“國之年夜姓”掌管遷廟儀典。孝文帝則言：“先王制禮，職司有分。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年夜姓。王諶所司，惟贊板罷了。”強調“職司有分”，“不得越局，專委年夜姓”，王諶為其職司地點，當然可以參與其事。“北人”知書者其時未幾，年夜多數仍習慣于立刻馳聘，為了實施“武功”的幻想，孝文帝又嚴禁武人授任文官，這項辦法使得大批鮮卑武人掉職。《魏書·元澄傳》說：“（吏部尚書元）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冗散無事”的“舊臣”，多為定官品后的掉職者，“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可否之用”。
改造觸碰鮮卑舊貴族的好處，天然招致他們的反對和仇視。《魏書·陸俟傳》附孫陸凱傳載：“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年夜臣并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會議室出租疏已，快快有不服之色。”而一系列的改造也遭到破產，《魏書·高祖紀》記載太和十六年三月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太和十八年三月庚辰，“罷西郊祭天”。而同書《禮志一》太和十八年三月記“詔罷西效祭天”，未記十六年“省西郊郊天雜事”一事。可以看出，太和十六年三月孝文帝命令將西郊祭天“舊制”“盡省之”，太和十八年三月又再次下詔罷西郊祭天，說明太和十六年的號令未能獲得奉行。
總之，馮太后庇護下的壓力以及鮮卑舊貴族既得好處集團的阻力，阻礙了孝文帝抱負的發揮和幻想的達成，移都洛陽之后，起碼在情勢上得以擺脫了重重障礙，為實現其幻想供給了條件，那么無妨畢竟一下孝文帝的年夜“事業”了。
三、經營宇宙，一同區域：孝文帝之“洪業”
《魏書·任城王傳》記載孝文帝遷都時說：“本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武功，移風易俗，信為甚難瑜伽場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年夜舉，光宅華夏，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全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年夜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克不及不驚擾也。”澄曰：“此既很是之事，當很是人所知，唯須決之圣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曰：“任城即是我之子房。”從孝文帝與元澄的對話中，不難看出，拓跋宏遷都是由于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易移風易俗。元澄對答也表白，要“制御華夏，輯平九服”，必須據華夏洛陽。
“輯平九服”如此，便是要一統全國，將之納之于統一的政治體系之內。葉適在《習學記言序目》中說：“孝文遷洛，不止慕前人居中土，蓋欲身在近地，經營江左耳，其與盧昶語可見”。《魏書·盧昶傳》記載孝文帝對盧昶說：“卿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當遲早，會是朕物。”孝文帝取華夏、定全國之心自始至終，“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曾說“朕承天馭宇，力欲清一寰域”，“天無二日，土無兩王，是以躬總六師，蕩一四海。”要想將中國統合為一，其根據地平城不僅在地緣上無法達成這種軍事目標，且胡人自古以來被視為化外之平易近，對華夏的占領只是竊據，天然更無法滿足符合法規性的請求。洛陽則是“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于此”。雖晉末喪亂以來，宮室荒廢，不復原貌，可是在平易近人心中一向是歷代正朔象征之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而“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取洛陽，“定鼎河，庶南蕩甌吳，復禮萬國”，是為“光宅華夏”找到了合適的理據和地緣上的優勢。
《廿二史札記》卷14“魏孝文帝遷洛”條說：“魏孝文帝以國俗沿上世之陋，欲遷洛以變舊風……蓋帝優于文學，惡本俗之家教陋，欲以華風變之，故不憚為此舉也。”《魏書·禮志一》講到孝文帝力圖拋棄祖宗舊制，實施武功，改變祖宗“銳意武功，未修文德”的一慣作法，“稽參古式，憲章舊典”，使“四海移風，要荒革俗”，“用武之地，非可武功，移風易俗，信為甚難”。洛陽之地自是正統之象征，可以為政權供給必定的符合法規性，為統一全國供給軍事的方便，為師出著名找出理據，而“移風易俗”尤為主要。
移風易俗就是改弦更張，稽參古式，憲章舊典，修文德。建都洛陽之后一系列的漢化舉措則是文德之修的表現。禁胡服、胡語，著漢服，“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制”，講漢語，以漢語為“正音”，稱鮮卑語為“北語”，“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改其姓氏，“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元勳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復，皆改之。于是始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馀所改，不成勝紀”；胡漢通婚，孝文帝納漢族年夜姓盧、崔、鄭、王四家的女兒為妃，“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后宮”等。
這種徹頭徹尾的漢化戰略和行為辦法是孝文帝主動發起的，或言是自覺發起的，迥異于先期的以漢化作為手腕而不教學是對漢化價值的確定，對漢人知識分子只是應用而不是坦懷相待。孝文帝做法和設法的背后是其對華夏文明的真心傾慕和認同。拓跋宏自小就受漢文明的潛移默化，浸共享空間淫很深，《魏書·高祖紀》載：“（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年夜文筆，立刻口傳，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詔冊，皆帝之文也。自余文章，百有余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他尤對儒家經典有著本身獨特的見解。《魏書·獻文六王·彭城王勰傳》載：高祖親講《喪服》于清徽堂，從容謂群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掉過庭之訓，并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疏，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慚戰友誼。”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皇帝講禮。陛下圣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
對華夏文明的真心認同，而以之移風易俗，孝文帝的目標在于以武功全國，而武功全國設法的背后有其更深層的涵義。北魏立國多年以來，以武力馴服為手腕，把持了中國年夜部門的地區，可謂未暇文教，不修文德。拓跋宏以洛陽為軍事據點，以期獲得戰略上的優勢位置，和文明上的正統名號，為一統全國做出準備交流，漢化以及對華夏文明的恢復是其對中華文明的認同，也是對其符合法規性的論證，更主要的是瑜伽場地，在邊境輪廓既定以及視全國如囊中之后，需求在政治上完成文明認同，以期彌合種族、平易近族牴觸私密空間，使之安然生涯在一個政治文明融洽的配合體之中。《魏書·廣陵王羽傳》記載，孝文帝曾對鮮卑人物說：“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朕為皇帝，何假華夏，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欠好文主，卿等子孫，難免面墻也。”若鮮卑族人永居恒北，值欠好文主，后之子孫，難免面墻，言下之意在于假如不克不及將鮮卑與漢族融為一個政治文明上的配合體，打消彼此的對立和敵視，或鮮卑終將被別人馴服、消滅。《魏書·高祖紀》記載孝文帝曾云：“凡為人君，患于不均，不克不及推誠御物，茍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胡越，或許漢人于鮮卑在種族、血緣上顯然不是兄弟，孝文帝的“親如兄弟”，意思是生涯在一個政治文明配合體之中，政治上彼此認同，文明上相互尊敬，相洽共生而為一體。
四、結語
總之，北魏定都洛陽的最基礎目標在于使政權獲得正統之象征，進而使伐華夏、定一統師出著名；澄清版域，期華夏為一，從頭納中國為一個配合的政治體；修文德、圖武功，以中華文明建構配合的文明體。孝文帝目標就在于建構政治文明配合體，是復歸中國歷史文明傳統邪道的門路。《魏書·儒林傳序》載：“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稽明上古，以墳典為據，天然是追慕先王之治，不忘講道，其道則是千古以來不變的國舞蹈教室治平易近安的道，《魏書·鄭道昭傳》載孝文帝與諸臣之唱和中有“舜舞干戚兮全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本日道風明”，“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年夜化光四表”。堯舜之文德，文王之政教便是道之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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