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顏之推的人格操守及其評價——從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敘錄》說起
作者：顏炳罡
來源：《孔子研討》2024年第5期
摘要：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是近百年來研討《顏氏家訓》的權威性著作，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年夜，罕有匹敵。《顏氏家訓集解》對《顏氏家訓》之文獻搜集、注釋、考證等做出了不朽貢獻，但《顏氏家訓集解》中《敘錄》一文對顏之推人格操守的評價則有掉公允。《敘錄》指責顏之推“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甚至直接說顏之推作為“三包養網車馬費為亡國之人”而年夜談“不平二姓”就是人格決裂，而宣揚“立品揚名”就是將“家庭好處”置于“國家、平易近族好處之上”。我們認為這是對顏之推思惟的誤讀和對顏之推人格操守的誤判。形成這種誤讀的緣由與其說是個人的緣由，不如說是時代的緣由。王利器那一代學者在經歷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暴之后，從中領悟出保身之道：“寧左勿右”。在這種思惟安排下，王利器對顏之推缺少清楚之同情，更談不上對先賢的禮敬。21世紀的明天，有的學者依然堅持王利器對顏之推的批評，故對這一誤讀、誤判有從頭厘定之需要。
關鍵詞： 顏之推 家訓 王利器 人格操守 不平二姓 家國好處
作者簡介：顏炳罡，曲阜師范年夜學孔子文明學院特聘傳授，山東年夜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間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儒家哲學。
王利器是當代有名學者、國學年夜師，平生著作宏富，尤其對中國傳統文獻的收拾成績卓越，令人欽佩。他的《顏氏家訓集解》是近百年來《顏氏家訓》文獻收拾與研討領域的權威性著作，流傳甚廣，影響包養網VIP宏大。《顏氏家訓集解》有《敘錄》長文，系統反應了王利器對《顏氏家訓》及其作者顏之推的評價。由于王利器是該領域的權威人物，他的評價對讀者、對學術界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但我們認為，王利器的《敘錄》，無論對顏之推人格操守的指陳，還是對《顏氏家訓》的整體評價，都有值得商議之處。
一
顏之推是南北朝時期的有名文學家、思惟家。南北朝是一個南北決裂、時局動蕩、政權迭變、全國多故的時代，是一個兵禍連接、戰亂不已、血雨腥風、多災多難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平易近族對抗與融會、文明沖突與融合、歷史機遇與風險并存的時代。顏之推21歲時，侯景叛軍攻下郢州，顏之推被俘，被囚送建康。24歲時，西魏年夜軍進犯，雍州刺史蕭詧起兵共同，陷江陵，殺梁元帝，顏之推再次被俘，被遣送弘農。46歲時，北周年夜軍攻掠北齊，北齊滅亡，顏之推自願遷進長安。顏之推自述“三為亡國之人”而包養行情沒有逝世節，對此，王利器頗為憤懣，在《敘錄》中，對顏之推的人格操守進行嚴厲批評：
當改朝換代之際，隨例變遷，朝三暮四，“禪代之際，先起異圖”“自取身榮，不存國計”者，滾滾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敘錄》）
改朝換代之際，隨例變遷，這是南北朝時期相當多士年夜夫生涯的真實寫照，面對滔天巨變，作為生如浮萍的任何個體或家庭，已無法主宰本身的命運，顏之推及顏氏家族同樣這般。但以“朝三暮四”“禪代之際，先起異圖”“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指責顏之推分歧乎歷史，極不公平。
縱觀顏之推的平生，不論在南梁，還是在北齊，甚至進隋，顏之推無不盡心盡責，何“朝三暮四”之有？郢州城破被俘，面對叛軍侯景的屠刀，他毫無懼色，沒哀求茍活。梁元帝的侄子、內奸蕭詧勾結西魏年夜軍，攻破江陵，梁元帝接收王褒建議，到敵營降服佩服，最后被侄子蕭詧與西魏年夜軍殺害。在這一朝代更替、國破家亡嚴重歷史事務中，顏之推最后成為西魏年夜軍的俘虜，念念都在母國。在西魏，他不仕敵國，一意南歸，不吝以全家人的生命作賭注，決然犯黃河砥柱之險，想借北齊而歸南梁，這算是“朝三暮四”嗎？恰好相反，這反應了他不事敵國、同心專心南歸的堅貞不平的品德品節和家國情懷。到北齊后，他得知陳霸先已代梁自立，他所欲奔赴的南梁已不復存在，南歸之夢幻滅，才留在北齊任職。北周年夜軍壓境，北齊行將滅亡，他建議北齊后主歸附南邊，雖然未被采納，足見其忠心。北齊滅亡，一家人被虜北周，進長安。直到北周滅亡的前一年，即進關后的第三年，才獲得御史上士的小官職。王利器用“隨例變遷”“朝三暮四”來評定顏之推，將顏之推視為南北朝時期變局中的政治投機分子，這完整分歧乎歷史事實。
而以“禪代之際，先起異圖”【1】指責顏之推，更無從談起！眾所周知，此言用以批評杜弼之流可，而用來指謂普通士年夜夫則不成，用來指證顏之推更不成。在南北朝時期，“禪代之際，先起異圖”不是普通士年夜夫之能為，也不是普通士年夜夫所愿為，更為顏之推所羞為、恥為。在顏之推生涯的時代里，王朝幾經變遷。侯景代梁自立，樹立所謂的“漢”，顏之推是侯景叛軍鎮壓的對象，作為平叛隊伍中的一員，他曾起何異圖？沒有。顏之推在梁、北齊任職期間，除宮廷內斗外，并沒有發生過改姓易主所謂禪代之事，何異圖之有？至于楊堅代替北周，這是一次在禪讓名義下易姓改朝的年夜事變，但此時的顏之推作為北周御史上士，位置極低，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顏之推參與了這次“禪讓”，相反，顏之推的兄長顏之儀對楊堅代替北周予以堅決抵抗，為此差點送了本身生命，顏之推又能起什么“異圖”？
王利器說“‘自取身榮，不存國計’者，滾滾皆是，而之推殆有甚焉”（《敘錄》）。這種批評沒有任何事實根據。南北朝時期，確有如“史臣曰”中的“自取身榮，不存國計”（《陳書·后主本紀》）之人，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奸黠左道，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將一己之私置于國家好處之上，致使陳王朝敏捷覆滅。王利器將“自取身榮，不計國存”用在顏之推的身上，甚至說顏之推比施文慶、沈客卿之流還嚴重，這是對顏之推的人格誣蔑。查遍史籍，顏之推從未有過“自取身榮，不存國計”之行。王利器這般指責顏之推可以說毫無根據，完整是憑空獨撰的。
從理論上，顏之推的人生觀以“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為恥。他說：“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克不及通達，亦無尤焉。”（《顏氏家訓·省事》）“官吏稱泰，不過處在中品。”（《顏氏家訓·止足》）而他對“須趨競求”“求見發遣”，即跑官要官之人嚴厲斥責，認為這是與盜食致飽、竊衣取溫一樣可恥的行為，在這樣的人生態度下顏之推會“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嗎？
從顏之推及其父祖的人生實踐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分歧乎顏氏家族的文明傳統和價值取向。從顏之推的祖父顏見遠因梁武帝篡齊絕食而逝世，到其兄顏之儀雜色立朝、強烈抵抗北周權臣楊堅篡位之謀，足見顏氏家族對“禪代之際，先起意圖”的態度，對“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的傲視。誠然，全國滾滾皆是，而顏見遠、顏協、顏之儀、顏之推等個個是擎天一柱，殆有確乎其不成拔者也，“何殆有甚焉”？
二
王利器又說：
他（顏之推——引者注）是把本身家庭的好處——“立品揚名”，放在國家，平易近族好處之上的。他從憂患中得著一條安居樂業的經驗：“父兄不成常依，鄉國不成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蔭，當自求諸身耳。”（《敘錄》）
顏之推教導子孫“立品揚名”，這是事實，但以此推論顏之推是將本身的家庭好處置于國家、平易近族好處之上是分歧歷史事實。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再三強調“立品揚名”，那么強調立品揚名就必定與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相牴觸、相沖突嗎？或許說“立品揚名”就必定是將家庭好處置于國家、平易近族好處之上嗎？最起碼不滿是。
我們認為，立品揚名自己沒有長短對錯，關鍵看一個人立什么身、揚什么名，或許說以什么樣的手腕、方法立品與揚名。立品德之身、正人之身，揚全國美名、善名，難道分歧乎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嗎？至于教導子孫“無人庇蔭，當求諸本身”，又何錯之有？難道不求諸本身，而是一味請求家庭的庇護嗎？甚至是“啃老”“坑爹”嗎？立正人之身，揚萬世美名，不僅不與平易近族、國家好處相牴觸，並且完整分歧，不僅不是置家庭好處于平易近族好處、國家好處之上，而是將家庭好處融進平易近族好處、國家好處之中。
讓我們看顏之推若何對待名或許說顏之推畢竟要立什么樣的名。他說：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于鏡也。上士忘名，中士揚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揚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奸，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顏氏家訓·名實》）
“立品揚名”首在立品，有美行才有令名，有丑行必有惡名，名之與實如影隨形。名是實的反應，“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要有美妙的名聲，首在修身慎行。在顏之推那里，“忘名”是幻想，“揚名”是實現，“竊名”最無恥。他反對竊人之美而得偽名，也反對貪名不已的虛心，而是揚名實相符的美名。他再三告誡子孫：“巧偽不如拙誠”“一偽喪百誠”（《顏氏家訓·名實》）。
“揚名”在顏之推看來就是樹立榜樣。為什么請求子孫“揚名”？他的答覆只要一個字“勸”。他說：“勸也，勸其揚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顏氏家訓·名實》）就人類社會整體發展而言，因德藝周厚而揚美名于萬世，這種揚名不是個人好處與家庭好處甚至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高度分歧的嗎？顏之推所說的“勸”，就是明天我們說的榜樣的氣力、榜樣的感化，伯夷、柳下惠、季札、史魚等是榜樣，而明天雷鋒、焦裕祿同等樣是榜樣。誠然，家訓是對子孫的訓示，必定要答覆子孫這樣一個問題，即對一個家庭成員而言為什么要立品揚名的問題，又要答覆立什么身、揚什么名的問題。“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眾矣。夫修善揚名者，亦猶筑室樹果，生則獲其利，逝世則遺其澤。”（《顏氏家訓·名實》）顏之推的“修善揚名”，首在“修善”，修善是揚名的條件，修善然后“揚名”。修善，只要“修身慎行”，才幹養成“德藝周厚”。請問這般立品揚名有何而不成？！這種修善揚名甚至立品揚名不恰是平易近族、國家所需求的嗎？怎樣說是將個人好處、家庭好處置于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之上呢？
顏之推臨終告誡子孫：“吾今羈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成顧戀朽壤，以取堙沒也。”（《顏氏家訓·終制》）他平生沒有個人的計較，而是請求子孫“以傳業揚名為務”。顏之推平生歷盡坎坷，在時代的年夜潮中，身若浮云，處于羈旅，是其平生最逼真的感觸感染。垂暮之年，瞻念前途，不知又將走向何方，告誡子孫，本身氣絕即埋，不要因顧念他的逝世后墓墟而影響子孫們的發展，而是將儒雅為業的家風傳承下往，將先祖的美名傳揚下往，這是顏之推對個體性命的灑脫和對后世子孫的期盼。顯然，這里所述重點不是家庭好處與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的關系，而是觸及他個人與家庭、個人與子孫后代之間的關系。他不是請求犧牲家庭好處甚至子孫好處而玉成他個人好處，相反他寧可犧牲本身的好處以成績子孫的事業、家庭的事業。“傳業揚名為務”，而子孫所傳之業、家庭所傳之業就是“儒雅之業”，也就是平易近族的文明的事業。家庭與國家、個人與平易近族的好處是分歧，是統一的，不是牴觸包養網站的，不存在將個人好處、家庭好處置于平易近族好處、國家好處之上的問題。北齊滅亡后，顏之推一家自願遷往關中，朝無祿位，室無余財，全家生涯墮入困頓之時，他仍督導子孫勤于經史，以傳業揚名為務。當他的長子顏思魯主張當肆筋力，以伸供養時，他請求子孫“務先王之道，紹門第之業”（《顏氏家訓·勉學》）。假如說“紹門第之業”是家庭好處的話，“務師長教師之道”則是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在顏之推那里，二者不是牴觸的，而是統一的。顏門第傳《禮》《傳》，以儒雅為業，“傳門第之業”恰好就是“務先王之道”。顏之推將“務先王之道”前置，“傳門第之業”后置，我們從中也可以認識到顏之推是將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置于家庭好處之先，而不是相反。
三
王利器直斥顏之推的品德操守，揭穿顏之推的思惟牴觸與決裂的人格，甚至認為作為“三為亡國之人”所作的家訓，是“故作掩耳盜鈴之語”。為了不至于斷章取義，我們將王利器的原文抄錄如下：
他一方面頌揚“不平二姓，夷、齊之節”；一方面又強調“何事非包養dcard君，伊、箕之義也。自年齡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一方面宣稱“生不成惜”“見危受命”，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難得”“有今生然后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因之，他雖“播越他鄉”，還是“靦冒人間，不敢墜掉”。“一手之中，向背這般”，終于像他本身所說的那樣，“三為亡國之人”。但是，他還在向他的後輩強聒：“泯軀而濟國，正人不咎。”甚至還年夜頌特頌梁鄱陽王世子謝夫人之罵賊而逝世，北齊宦者田敬宣之“學以成忠”，而痛心“侯景之難……賢智品行，若此之難”；年夜罵特罵“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當其興酣落筆之時，面對本身之“予平生而三化”“往來賓主如郵傳”者，吾不知其將自居多麼？這般訓家，難道像他那樣，擺出一副問心無愧的樣子，說兩句“未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小臣恥其獨逝世，實無愧于胡顏”，就可以“為汝曹后車”嗎？但是，后來的封建士年夜夫卻有像陸奎勛之流，硬是胡說什么“家訓流傳者，莫善于北齊之顏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則為逆子，許國則為奸臣”。這難道不是和顏之推一樣，無可何如地故作掩耳盜鈴之語嗎？（《敘錄》）
讀了這段文字，讓人不克不及不聯想到那個特別年月梁效、羅思鼎等包養網比較的筆法，斷章取義，偷梁換柱，極盡嘲弄、譏諷之能事。王利器作為研討《顏氏家訓》的大師，對《包養甜心顏氏家訓》的收拾、解釋做出宏大的貢獻，拋開他對顏之推與《顏氏家訓》的思惟內容的評價不談，就資料收拾而言，自《顏氏家訓》問世以來，他是成績最為卓越的學者之一。但我們認為，王利器包養妹對顏之推的評價是“反動家”口氣下的評價，是豪情燃燒歲月的佈景下豪情亢奮甚至過頭的產物，不是冷靜、客觀、科學的剖析。他對顏之推這位1400多年前的前賢缺少同情與敬意，更沒有設身處地，站在顏之推的角度往思慮問題，而是站在20世紀反動家的角度、拿著20世紀反動家的尺子權衡中古時期的顏之推。他也沒有將顏之推放到南北朝這一特別時代里往評價顏之推，而是以20世紀50年月以后無產階級反動家的目光往評價顏之推，可謂強古就今，強物就我，不客觀、不中立，也不科學，更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治學態度。
王利器認為，顏之推一方面頌揚“不平二姓，夷、齊之節”；一方面又強調“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年齡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這果真是無可何如的掩耳盜鈴之語嗎？當然不是。顏之推不過在傳承孔子、孟子以來儒家歷史價值觀的基礎上，重審這一價值判斷在南北朝時期的轉換罷了。顏之推的判斷正如孟子評價伯夷、伊尹、孔子【2】的角度一樣，假如說這是牴觸的，這包養條件也是儒家傳統內部根深蒂固的牴觸；假如說顏之推所言是掩耳盜鈴語，那么儒家人物最起碼自孟子起就在說這種“掩耳盜鈴”之語了。孟子一方面高揚“不平二姓”的伯夷是“圣之清者”，包養價格另一方面又歌頌“何事非君，何使非平易近”的伊尹是“圣之任者”，顏之推所言說究竟是孟子話語的復述。依儒家傳統，“不事二君”的伯夷、叔齊當然可敬，而“何事非君”的伊尹、箕子同樣可欽，一是要堅持品德人格的完善，一是要盡到本身的歷史責任，前者屬于品德評價，后者屬于歷史評價，這恰好體現儒家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展現出的“歷史辯證”，何牴觸之有？伯夷、叔齊“不平二姓”與伊尹“何事非君”不牴觸，怎么到了顏之推就是“掩耳盜鈴”之語呢？！
至于王利器說顏之推一方面宣稱“生不成惜”“見危受命”，另一方面又指出“人身難得”“有今生然后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這畢竟是顏之推表述的牴觸呢？還是王利器人為地制造牴觸呢？顏之推之家，盼望子孫重視性命、愛惜性命，不要往做無意義的犧牲，這完整符合儒家《孝經》《禮記》等價值觀念。“身體發膚，受之怙恃，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逆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茍笑，不茍訾，隱不命，臨不指。”（《年夜戴禮記·曾子本孝》）因為對任何人而言，性命只要一次，都具有無上意義與價值。當然，性命存在是養生的基礎與條件，性命不存在了，養生從何談起？顏之推只是說出了最基礎的常識罷了。誠然，顏之推又強調“生不成不吝，不成茍惜”“見危受命”，這與他的惜生更生牴觸嗎？從問題的概況看似乎牴觸，而深層看不僅不牴觸，並且還高度分歧。惜生與孟子的順乎正命意義雷同，“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枷鎖逝世者，非正命也。”（《孟子·盡心上》）而顏之推所說的“見危受命”，正與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意義同。人有兩更生命：一是天然性命，一是品德性命，天然性命當然是品德性命的基礎，但當二者必選其一時，儒家絕不猶豫地選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身、生就是天然性命，而仁、義就是品德性命，這也就是顏之推所說的包養app“見危受命”“行誠孝以見賊，履仁義以獲咎”。人的性命還有小我之性命與年夜我之性命之分，這里鉅細是相對的。個人與家族比擬，家族與國家比擬，前者為小，后者為年夜。“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這就是犧牲小我之性命，成績年夜我之性命。顏之推以此訓家，事理通透、圓融，怎么在王利器的心目中，就是掩耳盜鈴之語呢？！
王利器對顏之推的指責，重要有兩個問題：其一，顏之推“三為亡國之人”“予平生而三化”，認為顏之推的人格操守有問題。其二，顏之推“未獲殉陵墓”，有沒有資格稱頌南梁、北齊節烈之士而痛詆南梁掉節之包養情婦貴胄及北齊之將相呢？
顏之推“三為亡國之人”，貌似沒有大方逝世君難的勇氣和決心，但這樣其人格操守就有虧嗎？當王利器請求顏之推“逝世于君難”時，我們進一個步驟問：顏之推為什么必須逝世于君難或許說哪位國君值得顏之推為之逝世節？
“晏子不逝世君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典范的案例，其不逝世君難不僅對其人格操守無損，並且還為后世年夜臣能否逝世君難樹立了標準。齊國年夜夫崔武子老婆很美，齊莊公常與之私通，崔武子殺逝世齊莊公。齊莊公逝世了，齊國有些年夜臣逝世于君難，而晏嬰不逝世。有人以此責難晏嬰，晏嬰答覆：“君為社稷逝世，則逝世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逝世，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君主逝世于社稷，臣也應為社稷逝世；君主為社稷亡命，臣也應為社稷亡命。假如國君為一己之私欲而逝世，只要國君的親信寵臣可以為之逝世節，而其別人沒有責任與義務為之逝世節，晏嬰不是齊莊公的私昵之臣，故不逝世君難。以此典範案例來推斷顏之推，該不該為梁室而逝世？該不該為北齊而逝世？我們的答覆能否定的。
顏之推用“梁室喪亂”一詞說明梁室宮廷內斗以致于外敵有機可乘，最終亡國。梁武帝底本竊族人的山河而登上皇位，初期還頗有一番作為包養sd，但是進進暮年，他竟置國家存亡生死于不顧，一味佞佛，三次舍身同泰寺。在他的示范下，整個國家籠罩在佛頌氛圍之中，以此麻醉本身，欺蒙愚眾。而在國家嚴重事項如接納叛將侯景以及梁室繼承人的設定等問題上連出昏招，致使梁朝萬劫不復。侯景之亂，梁武帝先逝世，其子簡文帝后逝世，侯景自立為漢，顏之推只是處所官員，并非朝中年夜臣，更不短期包養是梁室親昵之臣，假如顏之推為梁武帝、簡文帝逝世節，不顯得特別矯情嗎？作為處所小官，顏之推為世子蕭方諸鎮守郢州的中撫軍外兵參軍，城破被俘，臨難不求茍活，侯景屢次想殺他，其行臺郎中王則再三救免，才免于一逝世。在此次巨變中，顏之推雖然未能大方赴國難，但在氣節上無虧，在品德上并無瑕疵。
梁元帝蕭繹以平定侯景之亂的功業，繼位于江包養意思陵。顏之推釋建康囚后前往江陵，蕭繹錄用他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受命校書。但是，蕭繹是梁室喪亂的禍首禍首。蕭繹與侄兒河東王蕭譽、哥哥邵陵王蕭綸、侄兒岳陽王襄陽都督蕭詧、弟弟武陵郡王、益州刺史蕭紀等，為爭奪權力，彼此攻伐，骨血相殘，內亂不已。他還勾結西魏年夜軍討伐弟弟蕭紀，最后反被侄子蕭詧勾結西魏年夜軍攻滅。城破前，命令燒失落搜羅到的一切躲書，形成中國文明史上一次絕後的文明大難。作為國君，蕭繹沒有逝世于國難的決絕，只想敷衍塞責，讓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率太子等人到西魏軍營降服佩服，被侄子蕭詧以土袋悶逝世，江陵“闔城老幼被虜進關”。以晏嬰不逝世君難的標準，梁室喪亂是自亂，梁室之亡是自亡，兄弟叔侄，各為一己之私，置山河社稷、舉國蒼生于不顧，而梁元帝蕭繹勾結西魏討伐弟弟在先，后侄子勾結西魏在后，以其之道反治包養網ppt其人之身。他們出賣國家，出賣蒼生，臨危求免，自呈降表，自取其辱，最終不免難免一逝世，令人氣憤。同理，顏之推既非梁元帝棟梁之臣，更非蕭繹私昵，請求顏之推為一位自呈降表的國君殉難，不覺得好笑嗎？
顏之推在北齊，齊后主高緯，雅好文學，在丞相祖珽的建議下，曾設文林館，禮遇文人學士。顏之推也在禮遇之列，官至黃門侍郎。但高緯任用奸佞，荒淫無道，每逢災害變異，不往賑濟蒼生，只是巫覡祈禱，妖風甚盛，亂殺能臣武將，自毀長城，政治腐敗，軍力弱落，將士離心，蒼生掃興。在青州為北周年夜軍所俘，送往長安，北周武帝宇文邕封其為溫國公。北齊天子不逝世國難，請求年夜臣為君逝世節，全國有這樣的事理嗎？
氣節除了政治操守的氣節，我們認為，還有文明氣節，即對華族文明的持守所表現出來的氣節。政治節操與文明操守兩比擬較，何者為重？我們認為，政治是一時的，文明是永恒的；政治系于某一個好處集團或一家一姓之興衰，而文明是華夏平易近族文明慧命之相續以及吾族本質屬性之所系，捍衛華夏平易近族的文明氣節高于一時之政治氣節。進進南北朝，雖然華夏平易近族與南方少數平易近族之間牴觸仍然尖銳復雜，但平易近族年夜融會是歷史的主流。無論是北朝政權北魏，以及后來的西魏、東魏，北周、北齊，還是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是年夜中國范圍內的地區或處所政權，與三國時代的魏、蜀、吳甚至戰國時代的齊、楚、韓、魏、燕、趙、秦等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一時期，只要“亡國”即只要政權的更迭，而沒有“亡全國”即中國文短期包養明的蠻夷化。南方少數平易近族的首領年夜都自覺接收華夏文明，劉淵、石勒、苻堅等，無不推重儒學，甚至廣建學宮，讓公卿年夜夫子孫到學宮里學習儒家經典。北魏孝文帝實行周全漢化政策，改漢姓，識漢文，說漢話。《魏書·咸陽王禧傳》記載孝文帝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成猝革。三十已下，見執政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如有包養合約故為，當加降黜。”漢語是正音，斷諸北語，人人說漢語，漢語成為少數平易近族與漢族的配合語言，這種推動全盤漢化的鮮卑人，他們當然是中國人。自此以后，無論是西魏與東魏，北周與北齊，漢化是不成逆轉的歷史趨勢。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在南朝，還是北朝，接收漢化即漢人。“從漢末至魏晉南北朝隋唐，一切內徙到華夏一帶的少數平易近族，尤其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族，年夜都熔化到漢族中了。”“經過各平易近族之間彼此接收與融會的華夏漢族，也不是以往的漢族，而是集南方和其他各族之年夜成了。”【3】“以文明之”是各平易近族融會的方法，“化而成文”無疑是各族國民融會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在南朝，還是在北朝，何事非君，何使非平易近，顏之推平生堅守包養網dcard儒家文明的立場，所到之處，從事華夏文明的收拾、傳播、推廣任務，他守住了平易近族氣節。
顏之推無論在北齊，還是北周，無疑是中華文明的堅定捍衛者和傳播者，他對“以夷變夏”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他曾舉例說：
齊朝有一士年夜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為之。（《顏氏家訓·教子》）
這是顏之推的文明立場。北齊是鮮卑化了的漢人樹立的政權，上層貴族是鮮卑人，一些漢族士年夜夫以通鮮卑語及鮮卑貴族喜愛的樂器為榮，因為這樣可接近權貴。這位漢族士年夜夫認為本身的兒子一旦鮮卑化了，就可以交結權貴，以為要事，而顏之推與之完整分歧，認為以此方法教導兒子，即便子孫可以位居卿相，也不克不及這樣干。華夏文明的主體位置在顏之推那里是不成動搖的，這是他的年夜節。
受王利器的影響，有的學者指出：
《顏氏家訓》所體現出的顏之推的人生哲學，也有潔身自好、老于圓滑的缺點。顏之推為人確有鄉愿的一面，《顏氏家訓·勉學》篇將以嵇康為代表的魏晉名流全盤否認，《文章》篇又將以屈原、司馬遷為代表的古今文人數個遍，《省事》篇居然質疑向君王進諫，這都是顏之推潔身自好庸人哲學的表現。顏之包養網評價推不敢走極端，與名流、文人的價值取向迥異，這是他不克不及成為一流文學家的緣由地點。【4】
“鄉愿”“潔身自好”“老于圓滑”“庸人哲學”等，一堆負面詞匯密集指向顏之推，這一指向基礎承襲了王利器對顏之推的評價。起首，我們認為，這種評價是自相牴觸，不克不及自圓其說的。一方面指證認為“顏之推確有鄉愿的一面”，另一方面，又說批評顏之推將以嵇康為代表的魏晉名流全盤否認，又將屈原、司馬遷為代表古今文人數了個遍，還說顏之推不敢走極端。這恰好說明顏之推不是鄉愿，沒有潔身自好。其次，誰規定的對以嵇康為代表的魏晉名流不成以全盤否認，站在儒家立場，全盤否認其“任縱”一面并無不成。什么人規定的“走極端”的人，才稱得上名流、才是文人？顏之推是不是一流的文學家，分歧的人有分歧評價，我們不予置評。但說顏之推是“潔身自好庸人哲學”有欠公允。
事實上，顏之推沒有將個人好處置于家庭好處之上，更沒有將家庭好處置于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之上，既不是潔身自好，更不是庸人，恰好相反，他請求子孫可以犧牲個人好處甚至性命往玉成家庭好處，犧牲個人好處甚至個人性命往捍衛國家好處、平易近族好處。至于說顏之推“潔身自好，老于圓滑”，亦分歧乎顏之推的思惟。他說：
夫生不成不吝，不成茍惜。涉險畏之途，包養一個月價錢干禍包養犯法嗎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逝世，此正人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獲咎，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正人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顏氏家訓·養生》）
“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是以而“立品”，由此而“揚名”，有何不成？這是個體服從群體，小家服從大師，“泯軀而濟國”，這般訓誡子孫，恰是儒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精力在家訓中的體現。王利器及其追隨者們對此也作誤解，吾人只要嘆惜罷了。
至于顏之推有沒有資格年夜頌特頌梁鄱陽王世子謝夫人之罵賊而逝世，歌頌北齊宦者田敬宣之“學以成忠”，而年夜罵特罵“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呢？對此陳啟智曾做出答覆。他說：“應將顏之推和那般‘自取身榮，不存國計’的無恥之徒，如梁之皇族，北齊的寵幸們區分來看。當侯景之亂，顏之推臨難不求茍免，當然有權譴責那些‘臨難求生’，‘徒取窘辱’的所謂‘名臣賢相’，而褒揚那些引決不辱，罵賊而逝世的婦人婢妾。梁亡不仕敵國而逃奔北齊；北齊滅亡前，屢進良策，如‘奏立關市邸店之稅’。……對于這樣一個王朝是不值得為其‘徇難’的。更何況忠于一姓，早已不是我們明天評價前人的標準了。”【5】我們贊同陳啟智的觀點。陳啟智的說法是客觀的，也是公允的。討伐權奸，褒揚忠良；歌頌義士，而貶斥貪生怕逝世之徒，是家訓的應有包養網心得之義。“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顏氏家訓·名實》）以此訓子，是鄉愿，是潔身自好？自《顏氏家訓》出，顏師古、顏元孫、顏真定、顏杲卿、顏真卿、顏季明甚至明末清初顏胤紹，等等，個個忠肝包養管道義膽，特出千秋！
王利器將顏之推與庾信相提并論，認為：“二人生同世，行同倫，他們對于‘朝市遷革’所持的態度，本來就是昆季之間的。他們一個寫了一篇《哀江南賦》，一個寫了一篇《觀我生賦》，對于身經亡國喪家的變故，痛哭流涕，大方陳辭，實則都是為他們之‘競己棲而擇木’作辯護，這恰是這種悲劇的具體反應。”（《敘錄》）這無論是對庾信，還是對顏之推，都欠公允。庾信也好，顏之推也罷，主觀上沒有“競己棲而擇木”的動機。眾所周知，庾信因代表南梁出使西魏被扣，從此有國難回，顏之推幾次國破家亡，做了敵國的俘虜，他包養管道們都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利，他們都是“被選擇”，何談擇木而棲！
當然，顏之推與庾信分歧：第一，出生佈景分歧，庾信與其父親庾肩吾是梁朝皇室蕭氏寵臣，庾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而庾信先是太子蕭統東宮侍讀。太子逝世后，又做了新立太子蕭綱的東宮抄撰博士，庾信是梁皇室的寵臣，可以不受拘束收支皇宮；而顏之推的祖父憤梁武帝篡齊絕食而逝世，世稱“義門包養網心得”。其父顏協與梁皇室堅持相當距離，堅持不做蕭衍的官。第二，二人的操守有異，年齡有別。庾信生于513年，是顏之推的長輩。侯景叛亂時，顏之推是青年，而庾信已是中年。顏之推協助世子蕭方諸守郢州，城破被俘，險遭殺害。在侯景掌權期間，他一向生涯于牢獄之中。侯景圍攻建康時，蕭綱命庾信率領宮中文文官員千余人，在朱雀航北扎營，抵御叛軍，侯景叛軍未到，他卻棄門而逃，顏之推與庾信格調高低立見。第三，所處社會位置分歧。庾信官居顯貴，朝代更迭，不僅沒有影響庾信升官，並且還隨之高升。梁元帝即位，庾信賴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并加散騎常侍銜。554年，庾信出使西魏，同年，西魏年夜軍攻下江陵，庾信自願留在長安，被西魏錄用為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年夜夫、年夜都督，隨即升任車騎年夜將軍、儀同三司。北周取代西魏，宇文覺即位，出任弘農郡守，升驃騎年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年夜夫，晉爵義城縣侯。顏之推在南梁，不過散騎侍郎。在北齊，官位最高不過黃門侍郎。北周末年，御史上士。進隋，東宮學士。與庾信相反，執政代更替中，他的官是越來越小。顏之推雖然在學問上遠比庾信廣博，而就當時的政治影響力而言，顏之推無論在南朝，還是在北朝，與庾信比擬，其政治位置都低得多。顏之推不事敵國——西魏，決心南歸，南歸不成留在北齊任職；而庾信念系江南，南歸夢碎，屈節事敵。無論是庾信，還是顏之推，無論身在何處，傳播、弘揚、創新與發展中華文明方面，他們都做出了不朽的貢獻。顏之推平生重要從事的任務是包養金額文明任務，圖書編輯、收拾，基礎沒有進進政治權力的焦點。對顏之推而言，與其說是仕進，不如說謀食罷了。顏之推與庾信有同有異，兩人同樣誕生在江南，同樣懷有家國情懷，在那樣的時代里，我們不克不及以明天的反動家的高度請求後人，似乎只要壯烈殉節，成為“義士”，才值得我們確定。
四
王利器作為一位飽學之士，終其平生沉潛于中國傳統的典籍收拾、研討事業，他對《顏氏家訓》的收拾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對顏之推人格與思惟的誤判，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誠如馮友蘭師長教師所說：“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里尋。”【6】王利器之所以這般貶抑顏之推及其思惟，說白了與他的人生經歷、時代佈景是分不開的。王利器1957年被打成“左派”“文革”初期，被下放干校，接收勞動改革，在經歷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暴之后，王利器那一代學者好像驚弓之鳥。當然他們也從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領悟到保身之道，就是“寧左勿右”。對前人的批評可以下手狠一點，帽子戴得高一點，表白與本身的研討對象堅決劃清界線，向眾人表白研討他不是同情他，而是為了批倒他，包養情婦為了更無力地否認他，這樣可以保證“政治正確”。我們了解一下狀況《顏氏家訓集解》寫作時間：1955年5月初稿，1978年3月重稿，1989年3月第三次包養dcard增訂。歷時34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洗禮，在這樣的佈景下，決然從事《顏氏家訓》這種被視為封建時代文明的收拾與研討，已經相當難能可貴。在那種政治氣氛下，是要冒很年夜的政治風險的，但規避這種政治風險的最好辦法就是研討它，但不是信仰它；收拾它，是為了更好地批評它、打垮它。由于我們手頭沒有他的1955年5月初稿，只見到1978年和1989年的簿本，從1955年到1978年間的前后的變化，不敢妄議，但自1978年到1989年間王利器的觀點、行文基礎堅持了分歧。
雖然在政治層面與人格層次上，王利器極力貶損顏之推，但在知識層面上尤其是在文獻學、史料學意義上，王利器對《顏氏家訓》這部著作卻多有確定。他說：“明天我們收拾此書，誠能‘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接收其平易近主性的精華’，則此書仍不掉為祖國文明遺產中一部較為有效的歷史資料。”《顏氏家訓》有“很好的歷史文獻，供給了我們知人論世靠得住依據”。“對于研討《南》《北》諸史”“研討《漢書》”“研討《經典釋文》”“研討《文心雕龍》”，研討音韻學等都“可供參考”（《敘錄》）。由此可以明白看到，王利器對《顏氏家訓》的確定是知識層面上的確定，最多是文明層面上的確定，史料學意義上確定，而不是價值上的確定；他對《顏氏家訓》的褒揚是枝枝葉葉上褒揚，而不是最基礎上、原則上的褒揚。換言之，王利器所確定的是《顏氏家訓》的副產品，不是《顏氏家訓》作為立品治家的主題，更不成能確定《顏氏家訓》所宣揚的價值觀，這是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的關鍵地點。而王利器對顏之推缺少清楚之同情，而沒有對前賢的應有禮敬，而充滿全文的是謾罵、數落與斥責，形成這一局勢的緣由不是王利器個人的問題，而是20世紀從新文明運動到“文革”的時代悲劇。所以，王利器《敘錄》對顏之推的評價必須從頭審視，其研討態度與方式理應被超出，也必須被超出。
注釋
【1】此語出自《北史·杜弼傳》。史家稱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蓋因杜弼“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杜弼曾暗裡勸高歡受東魏禪，被高歡用棍子打跑。
【2】《孟子》甜心寶貝包養網載：“分歧道。非其君不事，非其平易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平易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包養dcard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孟子·萬章下》）孟子的歷史價值觀是儒家正統的歷史意識，顏之推不過承續此意識罷了。
【3】參見《中國南方平易近族關系史》編寫組：《中國南方平易近族關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書社，1987年，第145—146頁。
【4】檀作文譯注：“媒介”，《顏氏家訓》，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3頁。
【5】陳啟智：《顏之推》，濟南：山東國民出書社，1985年，第529—530頁。
【6】馮友蘭：《三松堂自序》，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3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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